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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言论自由被称为第一政治权利,言论自由的保障程度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水平,网络所特有的淡化距离和缩短时空差距的功能,使普通人也获得了发表并且传播言论的途径,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快速迅捷。网络言论自由权的规范行使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但是,在享受网络带来的种种好处的同时,网络的开放性和虚拟性,令许多人忘记了现实世界的约束,无所顾忌,网络言论侵权事件时有发生。这些网络言论暴力事件的出现,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网络言论自由与权利滥用的严重后果。
1.推行网络实名制。实名制被公认是规范网络秩序的最有效手段。为了让网络运营商和网民适应实名制,同时保护网民个人隐私,可以允许网民在身份验证通过后用网名发帖。迄今为止,韩国已通过立法、监督、管理和教育等措施,对邮箱、论坛、博客甚至视频实行实名制,成为全球贯彻实名制最彻底的国家之一,这也使得韩国成为网络安全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从2009年开始,韩国增加适用“限制性本人确认制的网站”,在实行互联网实名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适用的范围。 我国未来网络实名制的道路如何设定,韩国的经验值得借鉴。
2.制定行业规章,加强行业自律。行业自律也是法律控制体系中的重要部分,2001年,中国互联网协会成立,并于次年3月发布了《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规定了加入该公约的互联网行业从业者的种种自律义务。倡导“网络媒体也要切实担负起维护网络安全的责任,切实把规范网络传播秩序作为维护网络安全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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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信息安全就像茫茫宇宙中闪烁的星星一样无序,看得见摸不着,具有混沌特征。过去两个世纪来对工业技术的控制,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今天,对信息技术的控制将是领导21世纪的关键。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在计算机上处理业务已由基于单机的数学运算、文件处理,基于简单连结的内部网络的内部业务处理、办公自动化等发展到基于企业复杂的内部网、企业外部网、全球互联网的企业级计算机处理系统和世界范围内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处理。在信息处理能力提高的同时,系统的连结能力也在不断的提高。但在连结信息能力、流通能力提高的同时,基于网络连接的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现阶段为了保证网络工作顺通常用的方法如下:
(1)网络病毒的防范。在网络环境下,病毒传播扩散快,仅用单机防病毒产品已经很难彻底清除网络病毒,必须有适合于局域网的全方位防病毒产品。内部局域网需要一个基于服务器操作系统平台的防病毒软件和针对各种桌面操作系统的防病毒软件。如果与互联网相连,就需要网关的防病毒软件,加强上网计算机的安全。如果在网络内部使用电子邮件进行信息交换,还需要一套基于邮件服务器平台的邮件防病毒软件,识别出隐藏在电子邮件和附件中的病毒。所以最好使用全方位的防病毒产品,针对网络中所有可能的病毒攻击点设置对应的防病毒软件,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防病毒系统的配置,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自动升级,使网络免受病毒的侵袭。
(2)配置防火墙。利用防火墙,在网络通讯时执行一种访问控制尺度,允许防火墙同意访问的人与数据进入自己的内部网络,同时将不允许的用户与数据拒之门外,最大限度地阻止网络中的黑客来访问自己的网络,防止他们随意更改、移动甚至删除网络上的重要信息。防火墙是一种行之有效且应用广泛的网络安全机制,防止Internet上的不安全因素蔓延到局域网内部,所以,防火墙是网络安全的重要一环。
(3)采用入侵检测系统。入侵检测技术是为保证计算机系统的安全而设计与配置的一种能够及时发现并报告系统中未授权或异常现象的技术,是一种用于检测计算机网络中违反安全策略行为的技术。在入侵检测系统中利用审计记录,入侵检测系统能够识别出任何不希望有的活动,从而达到限制这些活动,以保护系统的安全。在校园网络中采用入侵检测技术,最好采用混合入侵检测,在网络中同时采用基于网络和基于主机的入侵检测系统,则会构架成一套完整立体的主动防御体系。
(4)Web,Email,BBS的安全监测系统。在网络的www服务器、Email服务器等中使用网络安全监测系统,实时跟踪、监视网络,截获Internet网上传输的内容,并将其还原成完整的www、Email、FTP、Telnet应用的内容,建立保存相应记录的数据库。及时发现在网络上传输的非法内容,及时向上级安全网管中心报告,采取措施。
(5)漏洞扫描系统。解决网络层安全问题,首先要清楚网络中存在哪些安全隐患、脆弱点。面对大型网络的复杂性和不断变化的情况,仅仅依靠网络管理员的技术和经验寻找安全漏洞、做出风险评估,显然是不现实的。解决的方案是,寻找一种能查找网络安全漏洞、评估并提出修改建议的网络?安全扫描工具,利用优化系统配置和打补丁等各种方式最大可能地弥补最新的安全漏洞和消除安全隐患。在要求安全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各种黑客工具,对网络模拟攻击从而暴露出网络的漏洞。
(6)IP盗用问题的解决。在路由器上捆绑IP和MAC地址。当某个IP通过路由器访问Internet时,路由器要检查发出这个IP广播包的工作站的MAC是否与路由器上的MAC地址表相符,如果相符就放行。否则不允许通过路由器,同时给发出这个IP广播包的工作站返回一个警告信息。
(7)利用网络监听维护子网系统安全。对于网络外部的入侵可以通过安装防火墙来解决,但是对于网络内部的侵袭则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采用对各个子网做一个具有一定功能的审计文件,为管理人员分析自己的网络运作状态提供依据。设计一个子网专用的监听程序。该软件的主要功能为长期监听子网络内计算机间相互联系的情况,为系统中各个服务器的审计文件提供备份。
总之,网络安全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不能仅仅依靠防火墙等单个的系统,而需要仔细考虑系统的安全需求,并将各种安全技术,如密码技术等结合在一起,才能生成一个高效、通用、安全的网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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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用人单位侵害劳动者休息权现象普遍,主要原因之一是违法成本太低。《劳动法》
第90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罚款的具体数额,该法并没有规定。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5条规定:用人单位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按照受侵害的劳动者每人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这样的惩罚力度无法达到纠正和预防用人单位违法行为的行政目的。笔者认为,国务院应修改条例的规定,加大对用人单位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处罚数额可以考虑参照条例第23条的规定,按照受侵害的劳动者每人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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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网络媒体是人类通信技术的一次革命,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了医学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网络环境下的医学百科图书馆主要含有常见疾病索引和常见症状索引两方面,是普及广大的基层社区医生及众多社区百姓医学健康常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对实现全民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网络;健康;医学百科;图书馆;医学图书馆
医学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不单单是从事医疗、教学、科研活动的专业医护人员和医学院校的教师和学生,同时也包括广大的基层社区医生及众多百姓,然而由于他们的工作、学习性质和生活氛围决定了他们获得医学信息需求和对国内外医学领域中的新动态、新技术的主要渠道是期刊、专着、论文等。但是,由于现在因特网的普及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他们获得最新信息的机会增加,时间缩短。因此,实现医学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发挥图书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增强自身发展能力的需要,它也是信息化背景下一种创新的医学百科图书馆模式,呈现为动态的形式和开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既是工具、环境和载体,也是教育的资源、内容和系统。与传统运用书籍杂志对大量的基层医生和百姓进行健康教育模式相比,网络环境下的医学百科图书馆具有内容的丰富性、模式的新颖性、速度的快捷性、交流的自由性和参与的平等性等特点。同时,由于近年来医学健康教育在抗击“非典”、“禽流感”以及“抗震救灾”工作中显示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如何运用互联网将专业化医学知识充分展现在广大的基层社区医生及众多社区百姓面前、针对社区患者及高危人群行为危险因素进行干预、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深化社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实现全民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网络医患互动形式主要采用以用户在线提交咨询的问题,医学网站自动存入,网站注册会员医生回复形式为主,同时提供在线注册医生电子邮件的医患交流形式。在医学频道中,在线专家板块是以引用专家的话语组织的文章报道形式,并不是医生与患者间的直接交流,严格来说不属于专家在线交流。而在健康热线中的专家在线则提供在注册医生的资料和联系方式以供患者问询,从形式上做到了医患的互动,但从医患的际交流上看,在线医疗专家与患者的互动意义并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医患之间的交流果不是很充分。一般患者在咨询中没有提供个人的基本资料如年龄、性别、既往病史体征,对于自己症状的表述含混不清也不详细,因此医生的回复也存在多种可能性,要么大而概全,要么需要辅助检查,难以进行个人诊断,更多的则是劝患者进行医院就诊咨询,没有给到患者建设性的帮助,交流效果达不到患者需要的理想度。而大多数医生用电子邮件是为了参考和进行的医生与医生之间交流而不是用来与病人的交流。因此,总体来说互联网医患互动的形式和效果还较为有限,在用户遇到健康问题时,他们能够充分寻求互联网上的健康帮助,从而与医生进行深入探讨,这种网络医患互动形式能大大降低社区居民获得医学信息的时间和成本,这对于其具有潜在的实质益。但提供在线咨询的医生并没有进入医患关系的角色或在从事医疗实践行为,彼此不互惠和医生行为的无责任承担,导致了网络医患互动的不充分,从侧面也说明网医患传播还有极大提高的空间。[Next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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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最终将由化石能源时代发展过渡到可再生能源时代,大力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已成为能源战略的必然选择。“ 各国在针对经济危机而推出的救援计划中都不约而同地把绿色投资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作为实体经济的突破口,希望通过对新能源产业的投入和支持,带动经济全面复苏和持续发展”。2012年1 月16 日第五届世界未来能源峰会开幕,主题是“ 推动可持续创新” ,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可再生能源未来的发展和挑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出了到2030 年将全球使用能源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一倍的目标。但是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进程,可再生能源未来几年的发展路径几乎是“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了。对于我国而言,正如2011 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中国的能源安全: 前景,挑战和机遇》里提到的: “ 中国改变现有的能源供需结构存在很大困难,化石能源依旧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 未来几十年,中国的能源结构仍将以煤炭为主,但中国的水电、核电、风电和天然气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中长期看,中国应该构建一个技术创新导向的煤炭清洁利用和可再生能源利用体系”。相应地,可再生能源整个法律体系的完善则成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必经之路。
2005 年以前,我国主要是通过部门规章和政策来给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制度支持。2005 年2 月28 日全国人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以下简称《可再生能源法》) 并于2006 年1月1 日施行,从此将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纳入了法制轨道。2009 年12 月26 日全国人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修正案) 》,修改后的《可再生能源法》形成了五项新的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 总量目标制度、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分类电价制度、费用补偿制度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制度。为了有效施行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相关部门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的规章和政策。就整个制度的演进来看,首先是立法形式的变化,由2005 年前由部门规章与政策予以规范演进到现在的全国人大会通过的法律,反映了国家对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视,以强制性的高位阶立法形式代替之前的部门规章与政策,法制的统一,更利于可再生能源各项法律制度在全国实施; 其次是立法内容的变化,从2005 年之前的“ 零打碎敲” 式立法到统一《可再生能源法》的制定,再到首次修改,以及细则与配套制度的出台与即将出台,都反映了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表明了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决定与信心,此次修改的《可再生能源法》确立的五项制度是在总结之前经验与教训基础上确立的。特别是《可再生能源法》的首次修改,既保留了原有科学合理的内容,删除并修改了无效的内容,还增加了新内容,从字眼表述上看既有有变化的,也有无变化的,但是实质上都有了新的内容。“2006 年起施行的《可再生能源法》鼓励发展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受该法影响,自2006 年起,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止跌回升”。然而,要想给予可再生能源更大的发展空间,必须对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
为了给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制度支撑,我国《可再生能源法》确立了分类电价制度与费用补偿制度。其中分类电价制度规定在了《可再生能源法》第十九条,根据这一法律条文,价格主管部门有权按照可再生能源类型和地区分别确定上网电价,根据制定的不同技术种类和不同地区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电价水平,确定价格的适用期限,调整办法等。目前我国适用的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06年1 月公布了《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办法中规定了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两种形式,并对各类可再生能源发电(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电和海洋能发电等) 的定价机制都做了具体的规定。随后2009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又下发了《关于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对风电价格管理做了进一步的规定。2011 年12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又通过发改价格( 2011) 2618 /2619 /2620 /2621 /2622 /2623 号提高了向除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以外的其他用电征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而费用补偿制度的立法内容则包括了三个方面: 一是电价附加,电网企业依照上网电价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所发生的费用,高于按照常规能源发电平均上网电价计算所发生费用之间的差额,由在全国范围对销售电量征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偿; 二是计入电网成本,规定在《可再生能源法》
第21 条; 三是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即如果电网企业不能通过销售电价回收的费用可以申请基金补助。
立法上设置以上两项制度的初衷,不外是考虑可再生能源的自身特点。在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地理分布不均,加之受技术和成本的制约,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较低,尚处于弱势状态,在短时期内无法与传统的能源相抗衡,因此短时期内采用这种“ 一边倒式” 的利益趋向是有道理的。但从长远来看,未对此两项制度做弹性规定,则反映了立法的前瞻性不足。首先来分析分类电价制度,该制度强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作为一种强制性措施,由政府制定可再生能源的价格,短期来看此种制度可以保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但是长期来看这种制度破坏了市场竞争规律,扰乱了能源市场的公平竞争,因此分类电价制度只能作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初期的临时性促进手段。“ 分类电价制度强调可再生能源项目本身的利润,在中国发电集团较为强势的情况下,会弱化企业提高科技水平、降低成本和竞争的意识,长远来看不符合电力体制深入改革引入竞争的目标,而且采用分类电价制度,政府需要准确估算项目的核算成本”[6]。就费用补偿制度而言,由电网企业全额收购符合要求的可再生能源的电量,而后电网企业又有费用补偿这一稳定的来源,这样会使可再生能源产业失去提高技术、改善管理、降低成本的动力。另外,立法前瞻性不足还体现在我国《可再生能源法》中的费用补偿制度仅仅针对电网企业,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电力市场将不断开放,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会直接与大用户以及独立的售电企业进行交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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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因特网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网络语言也随之迅速流行起来。网络语言虽然有其自身的特点,但作为人类语言中的一种,它同样也充分体现了隐喻作为人类“语言无处不在的原理”。为了准确描述新出现的事物,它所使用的新词语多数是传统词语语义的隐喻引申。其主要构词方式正是以一范畴的事物去说明另一范畴的事物。观察时下大量的网络语言,我们认为它们都是通过相似性原则和顺接性原则来建立的,这两个原则都属于隐喻的认知性原则。
网虫:整天沉迷于网络不能自拔的人,是网络人群的主体,对网络有着非比寻常的爱,甚至以此为家。
爬虫:初级网民,与菜鸟一样也是新手,属于进化中的低形态。
飞虫:高级网民,属于进化中的高形态。
网蝶:网上的美丽女性,根据男性网民的观点,网上的美女网民相当少,如果发现一个美女,简直是网虫中的蝴蝶,故美称为网蝶。
网蜂:与“网蝶”相对,指网络上的男性。“蜂”的勤劳、聪慧、不计较得失,“蜂”的博采与精酿,正应是“新新网虫”所必备的素质。“网蜂”与“网蝶”都是对网民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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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世界经济的一大特点是跨国公司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日益突出。跨国公司能够利用其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从事一些不法行为和法律规避行为,损害东道国的利益,因而有必要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的规制。在规制跨国公司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以贸易保护主义为诉求,而是通过完善本国相关法律制度,优化本国法律环境的方法,一方面遵守WTO相关规则,一方面规范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提升规制跨国公司的综合能力。
关键词:跨国公司 法律规制 法律环境
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最活跃的主体。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跨国公司在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资本与技术,促进了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但是跨国公司由于经济实力雄厚,且拥有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其跨国属性也决定了它们能够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实现市场策略,因而跨国公司极有可能会实施侵害东道国利益的行为,这就需要对跨国公司进行法律规制,使其经营行为符合东道国的法律和政策。本文主要从跨国公司的法律规制这一角度就跨国公司法律规制的必要性、跨国公司法律规制的重点以及跨国公司法律规制的对策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跨国公司作为民商事主体,同样有着追求经济利益的强烈渴求,或者说,资本在国际间流动,本身就是以逐利为最终目的的,而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正是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可能会利用发展中国家相对宽松的法律环境,以损害东道国利益的方式,满足自身的逐利需求。例如,利用发展中国家环境法制不完善,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利益为代价,实现自身的逐利目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康菲溢油案。2011年6月,蓬莱19-3油田C平台附近海域发现大量溢油。康菲公司给予的解释是,在其进行注水作业时,对油藏层施压激活了天然断层,导致原油从断层裂缝中溢出来。2011年11月,联合调查组公布了事故原因调查结论,指出漏油事故是一起造成重大海洋溢油污染的责任事故。此外,“跨国公司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或经营的途径,将污染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发达国家已淘汰的技术、设备、生产工艺、产品、危险废物等,通过投资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更是一种常见的形式。
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经营后,往往采取设立分公司的方式进入东道国,此时跨国公司的在东道国的经营机构应接受东道国的管辖与规制,这是经济主权的体现。因此,对跨国公司的法律规制,本身就属于东道国的国内事务,跨国公司不会由于其跨国身份而游离于法律规制之外。例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侵犯雇员正当工作权利或其生命健康、对东道国环境造成严重损害或侵犯少数群体权利的案件时有发生。此时,东道国应通过本国的执法机制,纠正跨国公司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违法行为,以实现法律治理目的。
跨国公司法律规制的对象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行为,笔者认为跨国公司法律规制的重点应在于避税行为、商业贿赂、并购行为以及环境侵权行为等方面。
跨国公司能够利用其跨国身份轻易地实现避税,从而侵害了东道国政府的税收权益。当前跨国公司的避税手段非常多,主要表现为利用商品交易不合理价格避税,利用关联企业间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买卖和转让避税,利用提供不合理的劳务避税。
避税行为严格来说并没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但是避税行为是避税人利用税法漏洞,实现减轻或减除税负的目的,其直接的结果是造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使东道国利用外资的代价增高,破坏了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甚至会形成国内公司仿效。东道国和跨国公司之间所开展的避税与反避税博弈,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博弈,东道国政府完全有权通过完善法律、强化税收执法机制等一系列措施实现反避税。
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行为也是跨国公司法律规制的重点。所谓商业贿赂,是指利用贿赂这一方式获得交易机会,破坏了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是各国刑法打击的对象。在国外,商业税率整治手段严厉,如,2009年12月31日,美国司法部以斯达康违反《反海外贿赂法》在华行贿,向其开具了一张300万美元的刑事和解罚单。2009年8月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最近几年在麦肯锡、朗迅、大摩、IBM等财富巨头身上发生的商业贿赂事件一定程度上还原与厘清了跨国公司的本来面目。
可见,商业贿赂极易在跨国公司身上发生,其原因何在?笔者认为,跨国公司的一些特点决定了其极易成为商业贿赂者。首先,跨国公司为了能够进入东道国并获得市场份额,在主观上存在以商业贿赂获得交易机会的愿望;其次,跨国公司会面临诸多的审批与审核,这决定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人员走得比较紧;最后,跨国公司的雄厚财力、社会关系的运用能力等也决定了跨国公司有能力实施巨额的商业贿赂,这是国内小企业所望尘莫及的。
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可以依法进行,但是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可能会损害东道国的经济利益,甚至会对东道国的经济安全造成影响,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能够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大规模地实现并购,最终形成市场垄断,或者对东道国的产业形成毁灭性打击。如有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通过直接并购、合资、品牌再定位等策略蚕食我国民族知名品牌,对我国本土企业的品牌塑造及发展形成极大冲击”。此类并购会导致拥有垄断优势的跨国公司跨越歧视市场壁垒,保持稳定的加工市场集中度和寡头竞争稳定性,排斥中小规模厂商,一旦它控制市场就可能压制竞争,降低市场效率,破坏市场结构,最终损害消费者福利。
跨国公司将大规模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的力度上相对较弱,这样跨国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就会节省一大笔的环境开支。在著名的印度博帕尔案中就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利用国内外环境保护标准不同,满足自身的逐利需求。在中国,一些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时,除了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也将高污染、高危险的行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进来了,如橡胶、塑料、印染、制革、电镀、制鞋、电池等行业属于高污染型企业,而钢铁、有色金属、电力、建材、造纸和化工六大产业则是高耗能产业,可以说,中国在迎接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带来的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对环境和资源的空前挑战。
跨国公司的其他行为如社会责任承担、劳工保护、人权保障等也属于东道国法律规制的内容。例如,跨国公司利用发展中国家劳动者保护程度低实现经营成本的降低,在本国劳动者与外国劳动者的保护程度上采取双重标准,甚至由于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普遍未达到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核心标准,致使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很低,这种因低工资而形成的出口竞争优势被发达国家称为“劳动力倾销”,导致产品易遭反倾销之诉,值得关注。
跨国公司法律规制目的的实现,不能一味地要求跨国公司承担过多的义务或者对其进行道德指责,更不能因为跨国公司经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违法违规现象而拒绝跨国公司进入本国经营而设置不合理的准入壁垒。相反,跨国公司的法律规制,需要加强本国的法律制度建设,优化法律环境,加强执法能力,促使跨国公司在经营中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
东道国需要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使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有法可依。如针对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需要加强税收法律制度建设;针对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行为,需要完善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针对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需要完善与并购相关的法律制度,尤其需要完善反垄断审查法律制度;针对跨国公司的环境侵权行为,需要完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其他相关法律制度如劳动者权利保护制度等,也需要加以完善。简言之,跨国公司的出现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体现,东道国政府应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使本国法制能够与国际接轨,避免国际经济交往中出现双重标准,这将有助于跨国公司经营行为的规范化,同时也有助于东道国本国法律制度在品质上的提升。
跨国公司法律规制除了需要立法层面的努力之外,还需要在执法层面有所体现。执法是将静态的法律规定转化为现实的法律秩序,从而实现法律的调整目的,在法律秩序的实现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跨国公司法律规制之不足,固然存在立法层面的漏洞与缺失,但是与执法机制不够完善也存在密切的关联。建议我国加强跨国公司执法机制建设,提升执法者的执法能力,从而更好地规范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
跨国公司的出现对于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们是全球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但是跨国公司的逐利本性会使跨国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可能会采取一些损害东道国利益的行为,导致东道国利益受损。鉴于此,需要采用法律规制的方式构建跨国公司规制体系,促使跨国公司合法经营。本文强调,应在避税、商业贿赂、并购、环保等领域加强立法与执法建设,实现跨国公司规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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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 Freedom of Speech 是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与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基本权利,但要保证被议人员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近来,它通常被理解为包含了充分的表述的自由,包括了创作及发布电影、照片、歌曲、舞蹈及其它各种形式的富有表现力的资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谣言、言论自由与法律规制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谣言、言论自由与法律规制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谣言的本质是一种信息,在谣言上集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在谣言规制上,若采用过度严苛的规制政策,则会导致寒蝉效应,影响言论自由的行使与思想市场的形成。在谣言规制上如何寻求谣言规制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平衡与界限,是政府规制谣言所需要考虑的根本问题。与此同时,谣言在一定意义上也扮演了民意信息反馈的作用,政府只要妥善利用,就可以成为弥补正式信息途径不畅的补充。
【关键词】谣言 言论自由 知情权 寒蝉效应 规制.
【论文正文】
现实生活中、虚拟空间的网络上到处充斥着形形色色、穿着迷惑外衣的谣言,有时扮演茶余饭后的谈资,有时犹如被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充当罪恶的急先锋,有时还能在战场上创建功勋。每天每时每刻谣言都会以新面孔、新情节、新噱头在上演和传播。谣言长久以来就和消极、负面意义联系起来,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个扭曲且具有强大破坏性的社会现象。但“作为心理现象的谣言,不仅具有时代性,更蕴含着文化编码。……不同的文化模塑出不同的社会心态,不同的社会心态亦造就出不同的谣言”。①谣言本身也是一个“场域”,契合了当代社会多重因素,为分析中国现实社会中某些问题提供了一种角度、一种方法。透过谣言,可以对某些价值趋向作出判断,在权力和立法技术上对当下政策作出一种诠释。本文试图通过传播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来探寻谣言及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同时对当下政府规制谣言的措施进行评价和探讨。
(―)作为信息的遥言.
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广泛地存在于任何历史时期和文化形态中。在文字出现之前,口 口相传就成为人类交往、通讯的唯一手段,故被戏称为“最古老的媒介”。由于谣言的过分流行,导致其真实含义迷失在媒体信息与文献资料的汪洋大海中。彼得森和吉斯特认为谣言是在群众间针对某个对象、事件或是符合大众兴趣的问题,而流传开来的一种说明或是未经证实的解释。美国社会学家特?希布塔尼则认为谣言是一群人议论一桩重要而扑朔迷离的事件过程中所产生的即兴问题。卡普费雷则认为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②尽管这些概念的表述不同,但共性则都认为谣言是一种信息。
谣言发韧于口传、闲聊、纸质媒介、BBS讨论区、网站留言板、个人博客、实时通信和手机短信等方式,其起源却通常无法查证。网络等新媒体特有的匿名作用,对谣言传播推波助澜,扩大了谣言影响范围,使其来源不明的特性更加明显。尽管谣言的表现方式不一,但谣言也具有一些共性的特点。
1.信息性。谣言首先是一种信息,信息从字面意义上可理解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确切信赖的情况消息。不仅包含着事物的实在状态而且也代表着人们对该事物的认识。谣言不仅透露出事物的状态,更多的也是一种主观认识或判断。谣言与信息的区别也主要在于主观上是否相信。
2.不确定性。谣言的不确定性表现在来源不确定、事实不确定以及结果的不确定性。谣言并非必然就是虚假捏造的慌言,而是在谣言传播之时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例如,在重大人事任免之前所传播的信息,有些也被事后证明确实属实。谣言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它包含了真实的事实碎片,通过人们认识社会所具有的潜在的知识链接点,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认识。
3.公共性。谣言具有共享性,不特定多数人在一定时间、空间内对同一则谣言的相互传播,并不会减损信息的价值。民众正是在信息共享中看到和自己息息相关的利益牵连,才会孜孜不倦地参与到信谣、传摇的过程中。谣言的公共性表现为非官方性,即谣言并非通过官方在正式场合所发布出来。
4.传播性。谣言是动态的,而非一种静止的状态或结构。若无传播,谣言只会淹没在铺天盖地的信息中。人们在接触到谣言后往往采取多点交叉辐射、接力传递的方法,不断加人自己对谣言的理解,夸大、缩小或改变谣言中的某一个或某一些细节,使得信息会出现三种形式的失真:削平、锐化和同化。
本文无意纠缠于谣言的概念,同时也坚信瑶言是只可描述,而不可定义的;谣言只是一种未经证实的,或没有明确事实依据,公众在短时间之内难以区分其真伪的社会舆论或传闻。
(二)谣言的产生途径.
谣言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着谣言所在时代的社会问题与群体心理。“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具有传染性”并造成了群体易于接受暗示的表现,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人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也正是基于共有知识,加上谣言通俗易懂,降低了接受的难度和传播成本。熟人社会也导致了谣言传播的低成本,增强了传播者的可信赖性。而且基于法不责众的心理,人们对于传播谣言的基本态度就是这并非违法行为。
谣言能迎合不明真相者的心理需求,社会公众对所传播事件未知和人们的好奇心是促成谣言产生的关键因素。在日常生活当中权威媒体和政府扮演着提供信息,满足民众知情权的最重要的角色。信息范围可谓包罗万象、事无巨细,但权威媒体和政府提供信息却要受太多的局限性,如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等,因此不能及时快捷地满足民众全方位对信息的要求。谣言通常是在官方对某些议题的说明模糊、不确定甚至虚假时开始流传。奥尔波特给出了一个决定谣言的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x(事件的)模糊性;他们在这个公式中指出了谣言的产生和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成正比关系,事件越重要而且越模糊,谣言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④当重要性与模糊性一方趋向零时,谣言也就不会产生了。除重要性外,内容诉求及表达方式对于接受群体应当具有可接受性。谣言传播除了谣言本身之外,还需辅以社会环境、传播者、信谣者等特定因素。
1.社会环境。法国学者勒庞认为传统的宗教、政治及社会信仰的毁灭和技术发明给工业生产带来的巨变是引发传统社会进入现代转型的主要原因。⑤各个时代都有各种谣言粉墨登场,即使是法治健全的当代社会,也不能幸免。其产生有一个共性,个人焦虑或者处于一种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中,对社会没有信任感,同时社会转型与秩序紊乱也加剧了谣言产生与传播的幅度与广度。谣言是社会环境投射的影子。⑥谣言的爆发与民众的利益得失有关系,当民众感到利益得不到足够保障时,谣言往往应运而生。
2.传谣者。传谣者当中既有对信息缺乏正确判断与分析的非理性行为,也有理性与功利的行为,对谣言中的信息要素进行有意识地增加、删减、润饰。2011年3月,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引发抢盐闹剧,“这里面不排除小商家和不良批发商散布谣言,引起不明真相的市民哄抢,导致市场供求紊乱后,出现部分超市断货后引发更大的恐慌。”@在社会变迁前,散布谣言的大多是那些在社会变革中利益遭受损失的群体,其试图通过散发谣言来发泄对社会不满,也包含一部分企图利用社会动荡获取利益的群体。
谣言之所以被转述、被感染主要是因为谣言本身所具有的某种价值,能满足传谣者的某种需要。“性兴趣是产生许多流言蜚语与大多数丑闻的原因,焦虑是我们常听到的恐怖威胁性谣言的动力,希望与渴望产生白日梦式的谣言,仇恨产生指责性的谣言与诽谤。”⑧或是支持某种疑虑,或是证实某种惧怕,或是表示某种希望,等等,即谣言的传播者能在谣言上寻找到自己所渴望追求的信息或现象。一言以蔽之,人类的任何需求都可能给谣言提供动力。
3.信遥者。某一谣言的传播范围有其限制,由于过滤性选择认知规则发生作用,它只会在有类似想法的人中传播,主要对易受影响的人起作用。谣言在传播过程中总是试图借助信息的筛选、过滤和取舍塑造受众的认知,使得接受者容易把经过自己改编、歪曲想象后的幻觉与真实混为一谈。谣言的传播起点一般都是某人多少有些模糊记忆所产生的印象,在该印象得到肯定后,就会引起相互传染(无论传谣者是故意还是过失)。如日本海啸造成的中国购买食盐风波,主要是基于SARS期间对于板蓝根等消炎抗菌药物抢购的前车之鉴。信谣者自身所固有的“前见”将影响其接触谣言输人形成的判断,谣言是在既有认知框架内进行解码。
民众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既充当了信摇者,同时也扮演了传谣者的角色。民众在传播中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理性是有限的,由于其涉及自身安全的紧急情况,即使是经过充分的、审慎的理性思考,其判断也会出现偏差。当谣言与在先的认知结构越匹配,重合程度越髙,就越有可能被认可与接受。在人们的意识结构深层,往往有一些普适性的沉积物,它们是普遍的偏好,是社会成员的共有知识。因此,可以说以最终态势所出现的谣言,属于“集体智慧的结晶”,其所包含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宗教动机、诉求、愿望、仇视目标甚至表达方式都是集体民众的创造,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这也是集体无意识的流露与表达。
流言止于智者,古人对于谣言往往是通过提高个人素质和修养来增强对谣言的免疫力。《吕氏春秋?察传》有关传闻的讨论,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辟谣理论之典型论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闻而审则为福矣,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但这并非在任何社会都行得通。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无需考虑个人智力品质。在现今社会,有知识的人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接触新生事物也较快,反而是最容易受谣言影响的群体。加之民众的盲从心理,很难让一个正常的人在危机时刻作出正确的判断。
(一)谣言与言论自由的合理界限.
"表达,究其本义,是将人们内心的思想、观点等表现、显示、公开出来,为他人甚至社会所知悉、了解。”?我国《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保障通常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国家除负有消极义务不得随意干涉之外,同时还要保护言论自由不受其他机关或个人的非法干预。
便利的交通与通讯设施既为信息共享提供了平台,也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廉价的传播手段。当公共危机来临时’如果政府和权威媒体没有承担起传播真实信息的责任时,那么民间以及非正式的传播手段就会粉墨登场,来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是民众对于信息的渴求,通过掌握信息为下一步的反应作出判断。网络和手机短信等新媒体以其便利的优势乘虚而人,再加上民间媒体易介入性,以及对网络、手机短信等现代新媒体审查机制的欠缺,使得新媒体成为滋生谣言的温床。同时,灵活无序的网络传播,短信的群发、转发使得谣言传播的速度更快、作用力更强,当然社会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多。听到谣言的人再在周围的人群中进行传播、转移,再加上一些人的渲染,于是这种不确切的消息就会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到处蔓延。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表示,“为了保护言论自由,我们需要保护虚假说法”,“为诚恳而犯下的错误辩护是十分必要的”。⑩鲍威尔大法官在判决意见中提出:“依照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原则,不存在类似于虚假思想这样的东西。无论一个观点看起来多么有害,要纠正它并不依赖法官或者陪审团的良心而是依靠其他观念与它竞争。但是,关于事实的虚假陈述却毫无宪法价值。无论是故意撒谎还是疏忽过失都无法促进社会无拘无束、健康和完全公开地辩论公共问题。”?
言论自由是一种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和前提条件,具有一种逻辑上的先在。?
言论自由不仅应该保护主流意见和观点,也应该保护少数的、边缘的和非正统,甚至错误的意见。言论自由意味着应当允许人们说错话,真实与虚假往往是一线之隔、一念之差,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并不根据人们发表的观念和信仰是否是真理、流行或者具有社会效用。在自由辩论中,错误的陈述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要表达自由获得所需的呼吸空间,我们必须允许在表达过程中出现错误的言论。?如果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所讨论的每个问题以至于每个细节都必须有了完全了解之后才能发言,那么这个社会也只能是无话可说、无人敢言。只要民众在发表言论时不是故意或恶意利用言论伤害他人、危及社会安全或有重大过失并从中获利,即使他们的言论损害了他人的某些利益,也应当受到宪法的保障。“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对谣言的过分限制,必然会压制对公共事件与任务的讨论,并严重影响到言论自由与民主氛围的形成。
(二)谣言是知情权的另类实现.
谣言的背后还涉及到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即知情权。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知情权是指公民对于国家的重要决策、政府的重要事务以及社会上发生的与普通公民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有了解和知悉的权利。知情权作为法律概念是美联社编辑肯特?库佩在1945年提出的。1946年第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59号决议宣布:“信息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联合国追求的所有自由的基石。”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知情权是基于人的自然和社会本性的需要的权利,它是先于法定权利存在的社会道德与习惯权利,是“人皆有之”和“人该有之”的权利。
信息在现今社会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社会并同时决定下一步行动的重要依据和手段。国家对于信息发布处于垄断地位,公民对于信息的接受处于被动地位。国家权力运作的不透明,导致政治生活具有了封闭性,民众对此无从得知或知之甚少,由于匮乏其他信息来源途径,因而也无法判断自己所接触信息的对错。尽管政府信息公开有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但是,公共选择理论表明,保守信息秘密比信息公开对满足政府官员以及特定利益集团的隐秘目的和诉求有更强的激励性。
在民众的信息生活中,存在着某种我们至今尚未完全意识到其全部重要性的有关信息权的矛盾意识:一方面,民众习惯于对强势传媒保持着传统信息路径的依赖;另一方面,当正常的信息传播权被传媒放弃时,信息生活领域便会出现权力真空,而对以往传媒权力的反抗亦会应运而生。?社会群体对于信息的需求远远大于主流媒体所提供的信息量,政府或官方的权威信息尚不能满足公众的信息诉求时,受个人好奇心的驱动,民众一般会寻求信息提供者的替代者,谣言就会应运而生。“有需求就有市场”,谣言便成为了“信息”的补充来源或唯一来源,如幽灵般地出现在渴求信息之时。至于谣言所反映的信息是否“真实”,能否得到验证,这无关紧要,也没有人去关注谣言的来源、形式、真实程度。谣言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出现了,恰当地满足和反映了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群体心理、期望甚至想象。
单纯从功能角度来看,谣言在传播的同时,也满足了群体对信息的求知欲望,甚至提出了与主流媒体所提供的截然对立的信息,而这恰恰会降低正式渠道宣传的信任度和可接受程度。谣言是对话语权的一种争夺或者自我反抗,是对国家作为唯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质疑,也是对主流媒体垄断信息的巨大冲击。基于此,卡普费雷得出“谣言是对权威的一种返还。……谣言是一种反权力”⑩的结论。
谣言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应激反应,尽管具有种种的“恶”,但其对于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的权利、利益诉求,以及既有制度设计的实施效果反馈’客观上都能起到一个信息传播的效用。能够揭露秘密,提出假设,引起民众的热情或恐慌,犹如一个引起强大爆炸的导火索,使得政府不得不开口澄清或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也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有效信息沟通提供了一个途径。从功能主义角度来看,在对民众知情权的满足上,谣言扮演着一个另类的信息提供者的角色。
(一)谣言管制与寒蝉效应.
寒婢效应,原意是指蜂在寒冷天气中噤声,现在则在政治、法律与传媒等领域中广泛地被使用。特别是在讨论个人思想、言论、集会等基本权利时,由于人们担心遭受国家刑罚,或是无力承受预期耗损,就必将放弃行使正当权利,导致公共事务无人关心。谣言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反权威性,是一种“反权力”,这就导致社会当局往往要用舆论宣传及各种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来反对谣言。规制谣言也构成了政府工作的分内之事,其对于“谣言”、“造谣”、"虚假信息”的立法态度基本是全面否定的。
以“谣言”作为关键词在国家法规数据库中进行搜索,258篇法律规范文件中出现“谣言”。从规范的等级上涉及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谣言也大都在禁止性、义务性的规范中出现,也有在法律后果中出现。与谣言接近的关键词为“造谣”,在国家法规数据库中出现的次数为242次,以“虚假信息”为关键词在国家法规数据库出现的法律规范篇数为518篇。谣言规制基本是采用“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包围战。
从规范的范围上看,谣言不仅涉及现实生活的物理空间,而且还涉及网络虚拟空间。《邮政法》第37条与《电信条例》第57条分别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邮件寄递和利用电信网络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规定对于下列行为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利用互联网造谣、排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虚假信息,破坏国家安全、扰乱金融秩序或俳谤他人等行为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从约束的对象上看,谣言不仅涉及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等被管理一方,而且也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例如,《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中的共产党员违反宣传纪律党纪处分暂行规定》对于传播政治谣言、侮辱、毁诱或丑化党和国家及领导人形象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中的共产党员,根据情节予以相应的处分。
从规范的层级来看,从内部处分、行政处罚到刑罚惩戒,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效力由低到高的、惩罚力度由轻到重的系统的、完整的惩戒体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规定对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以罚款、拘留等。2009年7月20日,杭州“5 ? 7”交通肇事案一审判决的消息报道后,作家熊忠俊便发布了《荒.唐,受审的飙车案主犯“胡斌”竟是替身》一文,利用网络大胆质疑杭州“5 ? 7”交通肇事案出庭被告人胡斌是“替身”。湖北鄂州警方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之规定对熊忠俊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刑法》第105、181、221、378条规定,以造谣、俳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交易的虚假信息,扰乱证券交易市场,造成严重后果的;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战时造谣惑众,扰乱军心的,分别进行相应的刑事制裁。2006年8月15日,公务员秦中飞写了一条名为《沁园春?彭水》
的短信,因内容针砭时弊而获罪被押,40余人被牵连其中。? 2011年9月,彭水县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在微博和空间里复制、转发和点评“一百多条负面信息”,被重庆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劳教两年,后被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的理由撤销劳教决定。?上述公民行为明显不属于散布谣言,也未造成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严重后果,政府对公民的批评,应当保持克制、包容、谦恭态度。
对常态社会与公共应急事件期间的类型化治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52条与《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48条都规定在发生期间,散布谣言、哄抬物价、欺骗消费者,扰乱社会秩序、市场秩序的,由公安机关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价格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国务院批转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关于当前抗震救灾进展情况和下一阶段工作任务的通知》
规定了严密防范、严厉打击盗窃、抢劫、哄抢救灾物资及以赈灾募捐名义诈骗敛取不义之财、散布传播各种谣言制造社会恐慌等违法犯罪活动。
《国语?周语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政府往往视谣言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一旦出现了谣言弥漫现象,政府快速地反应,尽早将其控制在可控制范围内,这就导致政府规制对于谣言在时间上的趋近性、判断上的追随性以及制度设计的单一顺应性。国家在不影响公共安全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地多公布事实,使得民众减少相信谣言的倾向。除了事中公布信息之外,现行法律制度对于谣言的规制更多是采用事后惩戒方式。
现有的法律制度体现出政府对谣言规制的严格态度,促使发表言论的人在发表言论之前就陷入过度自我审查的漩涡中。这会导致人们不愿意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不愿意与别人分享自己的观点与判断。言论自由就是为了维护思想市场的存在,而寒蝉效应则会妨害真理的产生,同时也无益于国家对民意的了解,进而会影响民主的进程。“我们的社会需要的不是‘寒蝉’缺席,而是将寒蝉效应维持在一个最佳程度。” ?过度地采用压制手段,会造成对言论自由的不当钳制。
(二)寻求言论自由与谣言规制之间的平衡.
英国思想家密尔认为:“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如果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个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失掉了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 ?言论自由与谣言规制之间存在一种张力,两者必须寻求一个均衡点,寻求一个短暂的平衡。桑斯坦对于均衡的信息和明确的纠正就能消灭虚假谣言表示怀疑。?他认为,事实经验的缺乏、情感和偏见导致了谣言的滋生、传播和影响力的扩大,然而,仅靠保持言论自由和法律管制之间的平衡来消除遥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公众有权质疑批驳任何报道和政府公告的真实性,这导致政府信息的可接受性大打折扣。当谣言横行之时,政府不得不及时地公开信息、积极辟谣,但此时也极易形成一种二律背反,某种程度上反而强化了公民对谣言进一步加深印象。
尽管如此,规制仍然是必不可缺的,对谣言规制的主要力量在于政府。政府对待谣言的规定中反映着互为冲突的两种利益的平衡,“一方面是自由表达的价值,一方面是国家为支持管制而推进的利益(所谓‘均衡价值’)”。?政府对谣言的平息,一是要尽量做到及时进行信息传递,二是保证信息的全面性,以防媒体、民众对信息自行夸大或歪曲。没有什么方式比政府公开真实的信息更有说服力。在河南杞县核辐射的谣言传播中,一个居民对记者说:“当时听有人说辐照厂要爆炸,我们就跟着跑出来了。
后来听政府说没事,就又回来了。杞县毕竟是自己的家乡啊!没有危险谁愿意往外跑?原来是虚惊一场!要是政府早点说没事就好了,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老百姓最相信的还是政府。”?
制止谣言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直接指出其荒谬之处,并进行反证。当谣言发挥一定作用的时候,负有信息公开义务的政府对其进行干扰,进行多渠道、多元化的信息公开,从而改变谣言内容。如《地藤预报管理条例》第17条规定:“发生地震谣言,扰乱社会正常秩序时,国务皖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机构应当采取措施,迅速予以澄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给予配合、协助。”政府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就必须保证在第一时间,对外公布一致的、可靠的信息。如果隐瞒信息、信息不实和用虚假信息愚弄公民,不仅会导致产生更多毫无权威的信息发布源而且会失去政府信息的权威性,加大百姓的恐慌心理程度,从而失去应对危机的最佳时机。当政府的认知框架无法有效应对现代法律规制活动的知识挑战时,其不完备的信息能力必然将导致基于遥言的被动型规制。
政府规制往往是在谣言话语的冲击下展开,不少制度安排是应对谣言冲击的回应型产物,政府对于谣言规制也被简缩为“冲击——回应”的被动过程,形成基于谣言话语的压力型规制、被动型规制。在当下社会,政府要做的就是加强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促进社会良性互动,通过充分、有效的途径让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增加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政府对于谣言的规制往往被媒体话语涵盖的范围所局限。这导致政府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一种逆向思维,从结果寻找原因。由于主流媒体基于体制的束缚,很容易出现“集体失语”,或者缺乏足够的信息甄别能力导致信息失真。这些都会误导政府对谣言处理的反应。
如果认真研究谣言,把谣言作为治理社会的信息来源,查漏补缺,不失为了解民意的一个渠道。政府对待谣言的态度应当有立场性的转变,从被动型规制转向主动吸纳,从压力性规制到动力性沟通,从事中规制、事后规制转移到事前规制上,同时把谣言作为发现民意、沟通交流的一个途径。对于政府而言,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政府运作的透明化与社会信息反馈机制的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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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经营者集中”是指以获得企业的控制权或从企业获得重大经济利益为目的,通过合并、股份购买、资产购买、经营协议等方式实施的对竞争构成重大影响的行为。然而,由于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政策,关于这一概念的界定是存在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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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学说认为虚拟物品是一种知识产权。该说又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它应属于网络游戏开发商(他一般不是实际的ISP)的智力成果,应列为知识产权范畴。也就是说,对于开发商,应作为知识产权中的著作权来对待;对于玩家,则限于该著作权中的使用权,即玩家通过过关斩将或购买获取的并非对这些数据的独占权和所有权,而是使用权。另一种观点认为,虚拟物品应认定为是玩家的智力成果,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可复制性并需要一定的载体,因此可以将虚拟物品视为玩家的知识产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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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社会和文化的存在物,又是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其中网络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即上层建筑的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必须有什么样的网络媒体。因此我们的网络媒体应该反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和法制观,宣传、引导大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宗旨,教育大学生自觉学法、守法、用法。不良的网络媒体传播会使大学生染上不好的习惯,形成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笔者针对大学生网络行为中的法律意识和网络媒体如何开展针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的传播进行分析和探讨。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媒体的表现形式极为丰富,传播各种社会新闻、社会制度、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文学艺术、人文地理和宗教民俗等,对人们的思想行为有着极大的导向功能和教育功能,网络媒体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有先进和落后、精华和糟粕之分。它对人们特别是大学生的思想行为起着积极和消极的两种作用。不良的网络媒体传播对大学生起着极坏的影响,严重地腐蚀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不良人格和犯罪心理。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开放性和价值多元化的现实,不良的外来思想、文化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儒家文化。过去我们的网络媒体忽视了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和法制宣传教育,而是重视网络的经济效益,没有严格审核传播内容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而严重影响了人们特别是大学生的世界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一些网络媒体过分渲染暴力,色情。暴力色情是指网络上常见的斗殴、谋杀、武力,以及使用各类武器攻击他人的行为,有些看似伸张正义、以暴力对付邪恶,假维护正义之名、行暴力血腥之实的内容,大学生看多了暴力凶杀网络内容,常常会误导暴力情况反应社会现实,以为武力是解决冲突或达到个人手段的最有效方法,给大学生起着暗示作用,长期耳濡目染后,容易使大学生处理矛盾时极易用武力攻击他人。
第二,网络媒体中时常出现关于某某登上了财富榜之类的宣传,这种传播过于简单,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使我们的大学生热衷于经商、热衷于做老板、热衷于赚钱等,做事讲价钱,付出要索取,把自己的行为用“等价交换”来衡量致使认识上出现误区,价值观念发生扭曲。作为网络媒体应该完整地介绍某些企业家是怎样从无到有的艰苦奋斗的经历,他们的背后不知流了多少辛酸的汗水,甚至在绝望中、逆境中他们又是怎样磨砺意志,积极应对,大胆正视,努力创造条件等,使之成为人生旅程的一个闪光点。
第三,一些网络上传播的走秀节目、宣扬了一夜走红的名人、影星、歌星。使我们的大学生热衷于走成功的捷径,甚至以他们(她们)为心中的偶像。而却极少宣传“踏踏实实做一名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财富主要依靠他们的艰辛创造”。
第四,部分网络广告鼓动高消费,甚至做虚假、伪劣产品广告。把高档奢侈品成为影视广告的核心,播放一幅一幅“穿名牌服装,带名表,有大腕的风度”,“喝了名酒,显示高贵的豪气”。这样刺激着我们的大学生高消费、高享受,而使我们的大学生逐步丧失了中国传统的美德,即艰苦朴素、勤劳节约。特别是虚假、伪劣产品广告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赚钱可以不择手段,这也严重妨碍了大学生诚信品德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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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与信息技术发起了一场网络革命,使得企业经营活动网络化,促进经济全球化,同时也将国际贸易带入了一个信息化的时代。这种贸易的网络化趋势,打破了空间和地域的限制,大大推动了贸易的信息化发展,推进了贸易方式的不断创新,其中最具有代表的是电子商务和网络贸易。这种网络化的贸易方式具有很多优势,如成本低、快速、无纸化交易、便捷等。
在网络和知识经济时代,国内国际界限越来越不鲜明,中国作为世界上的出口大国,如何认识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把握网络与信息技术特性与发展趋势,加速我国的信息化建设,为我国经济和贸易寻找新的发展机会,拓展新的增长点,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全方位的服务,已成为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所要面对的问题。与此同时,国际贸易方式也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不断变化,这对国内经济贸易发展方式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此,本文首先对国际贸易网络化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国际贸易面临的生存与发展环境,然后分析了网络对比国际贸易的影响,最后提出了应对国际贸易网络化趋势的建议措施。
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呈现出最为主要的特征是贸易自由化、地区一体化,科技研发与生产过程的整合,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与市场的整合,信息与结算的全球化,产品与服务的全球化。对于国际化经营的跨国公司而言,在此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并逐步演变成世界经济结构的主体。在信息和网络技术的支持和推动下,跨国公司不断呈现出经营多元化、决策全球化、生产国际化、交易内部化的特征。为了能满足世界范围内的签单与备货、研发与生产、配送与结算、总部与分部等高效率高准确性的异地操作需求,网络与信息技术也需要不断地完善、更加强化功能、高度智能化。
以当今国际贸易的重要方式—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来看,发达国家具有明显的优势,且应用水平也相当地高,在相关的服务贸易领域也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美国,与信息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部门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达80%,在新增就业岗位中,90%来自与信息相关的行业。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其信息化水平都非常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然而,今后国际贸易的必然发展趋势是电子商务,这主要是电子商务具有信息量大、储存时间长、价格低廉、客户众多、传递速度快、大大减少了商业环节的优势,这将进一步促进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如果我们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速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必将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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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废除宰相,设内阁,重用宦官,把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了极至。明朝后期嘉靖到万历年间,这是国家多事之秋,也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的时代,社会矛盾突出,草译祸起,民不聊生,国家统治岌岌可危。
然而,这一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张居正的法律思想和改革对这一历史时段产生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在思想上,张居正反对王守仁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论,反道家无为而治,倡改革有为。在经济上,张居正实行清丈土地,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役制度,重视农业、水利事业,重视发展商业,要求“厚农以资商”,“厚商以资农”,大力推动经济发展;在军事上,张居正提出“饬武备”、“御夷狄”的方针,重用人才,抗击侵扰,主张大练“乡兵”,提倡“家自为战,人自为守”。张居正自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入内阁,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任首辅,掌权十年期间,明政权又逐渐变得强盛起来,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改变,整个社会呈现政通人和、安定繁荣的景象。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张居正的法律思想:
张居正提出君主要亲自总揽法纪刑赏之权,强化君主诏令的绝对权威,还要严明法制,并强调严明法制是强化君威的制度保障,而严明法制的关键是执法公平无私,不偏不倚,要做到“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心申”。张居正主张用法律、法令来规范天下,果断地推行各项政策法令。如严格实行“考成法”,加强内阁对六部的控制,实行一层一层控制的办法。对六部、都察院以至按、抚的违制行为,加强考核和纠察,特别是大力纠正宦官专擅的积弊,禁止宦官参与国家的军、政事务,罢斥和汰黜了一批为非作歹的宦官。严格的考察,论定功过,给予恰当的赏罚和黜陟,触犯刑律,必须明正其罪,执法不贷。张居正提倡的法治,主要是用来约束和规范统治阶级内部组织行为,打击其不法现象,触动了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并一定程度上的同情和保护了广大劳动人民,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更具先进性和进步意义。
张居正还主张尊重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以伸张法纪为重点,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如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予以了大力裁革,扫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得到实惠,这项改革赢得了百姓信任和高度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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